商鞅，秦国历史上堪称一位传奇人物，是秦国铸剑的关键人物。秦国的“剑”已经铸就完毕，然而，剑的锋芒和戾气依旧无法平衡，缺少最后的“催化剂”。这个催化剂，正是商鞅。若是对商鞅进行平反，势必会削弱这柄剑的锋利，带来秦国的隐患。
商鞅的原名为公孙鞅，出生于卫国（并非魏国）。由于在魏国的发展陷入困境，他决定投奔秦国。而这一决策，正是被秦孝公发布的《求贤令》所吸引。受到《求贤令》的召唤，商鞅最终来到了秦国，开启了他和秦孝公的合作。商鞅先后提出了两次变法框架，第一次是“帝道”，第二次是“王道”。然而，秦孝公并不满意，他要求更具立竿见影效果的方案。于是，商鞅提出了第三个框架——“霸道”，这套方案的核心是“重税”和“严刑峻法”，以及“土改”和“军改”，最终的目标是使秦国“富国强兵”。
展开剩余75%首先，商鞅将秦国内的人民分成两类：农民和士兵。为了便于国家的控制，商鞅决定消除那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中介阶层。商鞅认为，商人和工匠通过赚取快钱，容易滋生不安定的因素。如果民众看到有人轻松获取财富，他们便不愿安心从事农业生产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商鞅大力征收重税，迫使这些人无法再从事商业活动。而那些想继续在这些行业中立足的人，则通过高额的税收被逐渐排挤出局。对那些不愿意从事农业的，商鞅的解决办法是“严刑峻法”。商鞅坚信，只有通过严苛的法律和刑罚，才能有效地让百姓专心务农，否则国家将无法强盛。
商鞅的改革涉及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，他取消了传统的封建制度，所有土地的管理权统一归中央。地方领主不再享有管理自己的领土的权力，一切土地的使用和税收都归中央政府。商鞅这一步骤无疑触动了那些受封的贵族利益，他们自然会对商鞅产生强烈的反感。
紧接着，商鞅推进军制改革，把秦国转变成了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。他推行了二十级军爵制度，军功和爵位的关系十分紧密，唯有通过杀敌立功才能获得提升，而爵位更是不可继承。这一制度让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，都有可能通过战争获得爵位，平步青云。但这一制度也激怒了那些传统的贵族阶层，因为他们的世袭爵位在这一改革面前变得毫无保障。
在实施这些变法的过程中，商鞅得罪了几乎所有秦国的利益集团。他的改革虽然让国家迅速富强，但同时也让百姓陷入苦海。对于那些稍微犯错的人，商鞅的严刑峻法毫不留情——砍脚、刺字、割鼻子，种种刑罚令百姓痛苦不堪。与此同时，虽然军改让普通人有机会跨越阶级，但也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脆弱。秦国的男子在满二十岁后，必须服兵役，三年耕地后，便开始为国家效力。战场上生死未卜，幸存者还要随时准备应召参战，直到五十六岁才能免去征召。显然，商鞅的变法让百姓成了国家的工具，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生活和未来。
对于商鞅的评价，史学家司马迁曾写道：商鞅冷酷无情、缺乏仁德。通过商鞅的事迹和他的政策，可以看出他在秦国几乎没有朋友和支持者。商鞅在魏国时期曾与魏国公子卬是朋友，但为了秦国的利益，他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这个曾经的友人。当商鞅亲自带领秦国大军伐魏时，他利用公子卬的信任，借机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动进攻，致使魏国大败。
然而，随着秦孝公的去世，商鞅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。秦惠王继位后，商鞅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，且因为他的改革得罪了太多的权贵，许多人开始对他展开攻击。商鞅的处境愈发险恶，他决定逃亡，首选目标是魏国，但魏国却拒绝了他。最终，商鞅被追杀致死。商鞅虽然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也为秦国的“剑”带来了无尽的戾气。秦国最终铸成了一把锋利的剑，而商鞅的血，则成为平息这股戾气的祭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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